2016-03-31 化解保育與發展的對立

作者:劉勵超  香港鄉郊基金董事

政府在同一時間就不同施政範疇的建議進行公眾諮詢,數目之多,相信連政府官員也不能卽時說出準確數目。公眾最關注的莫過於退休保障和標準工時等關乎民生的切身議題,但除了環保團體,沒有太多市民會知道和關注環境局和漁護署已於今年一月展開制定香港《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簡稱《行動計劃》)的公眾諮詢,並將於一周後完結。前天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舉行特別會議聽取公眾意見,事後媒體未有報道片紙隻字,與近日大事報道新界多宗懷疑涉及違規利用土地的事件,例如沙螺洞「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種油菜花、天水圍康樂用途土地堆出「泥頭山」和大埔洞梓綠化地帶建貨倉等,形成強烈對比。加上前天香港觀鳥會發表最新一份《香港生物多樣性及保育重點指標報告》,指出鄉郊被破壞,持續威脅香港的生物多樣性,突顯《行動計劃》的重要,需要廣大市民的關注和支持,和傳媒協助宣傳。

《行動計劃》源起中國作為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約》的其中一個締約方,五年前把公約適用範圍伸延至香港。根據公約建議,政府本來打算不遲於去年制訂該計劃,並在未來五年,透過(1) 加強保育;(2) 在政府規劃和决策過程加入生物多樣性的考慮;(3) 進行調研及建立資料庫和 (4) 加強社會參與,達到妥善保育香港的自然環境。不過現在計劃只到公眾諮詢階段。觀鳥會報告指出,計劃制定過程中政府提供的資源有限,故此計劃主要靠環保團體及學者義務參與,及以漁護署的現有資源執行。此外,該會指其他政府部門只是有限度地參與制訂過程,令人關注到日後如何就公約的要求,設計、批核及推行一些跨部門的自然保育行動。

換地和轉移發展參數

本文開首列舉的事件,反映維持生物多樣化面對三項最大挑戰,其一是在規劃層面確保香港在需要更多土地發展的前提下,避免摧毁野生動植物的棲息和繁殖地;其二是在執法層面上,制定新的法例(例如政府一直抗拒的《樹木法》)或填補現有法例和行政措施的不足及漏洞(新界仍有土地未受規劃管制),確保政府部門有法可依;其三是確保執法部門有足夠資源進行監察土地實際用途、迅速處理舉報、搜證、檢控及懲處工作。今年《施政報告》只籠統地說已預留額外資源推行上文所述四個範疇的相關措施,反而沒有交代如何應付這三項挑戰的策略。

現時一些有高生態價值的鄉郊土地為私人擁有,業主想發展土地獲利,往往被環保團體強烈反對,得不到城規會的發展許可,跟著這些土地就會出現一些損壞自然生態價值的怪事,環保團體稱之為「先破壞,後建設」。為了打破這個地主、公眾和政府三輸的困局,香港鄉郊基金及一些環保團體,建議政府以一些低生態但可發展的政府土地,交換私人擁有的高生態價值但不容發展的土地,或容許業權人交出有關土地,把該幅土地的發展參數(如地積比率、可建樓面面積)轉移至業權人其他的土地應用。政府則把換回來的高生態價值土地託付一個非政府的保育信託基金管理,這倒不失為一個三羸方案吧。

[本文內容僅屬個人意見] (原文刊登在2016年3月31日「信報」天圓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