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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3-09 保育山旮旯

香港鄉郊基金顧問   劉勵超

周末的荔枝窩廣場

[本文僅為個人意見,並不代表香港鄉郊基金立場]

香港有一怪現象,就是有人選擇交昂貴租金住在環境惡劣的劏房,但也有不少房屋因長年無人居住和維修而淪為頹垣敗瓦,皆因劏房處於鬧市,交通方便,對爭分奪秒、為口奔馳的香港人而言,仍是居住地點首選。反過來,新界不少偏遠村落,過去數十年人口大減,出現地多人少的異象,政府亦無意投入大量資源接駁這些村落至公路網絡,部分村落遂變為「鬼」村,成為拍攝靈異電影的外景場地。不過年前一齣港產電影《緣路山旮旯》卻顯示了一些被人遺忘卻正在活化的鄉村新面貌,吸引不少城市人前往「打卡」,為這些村落帶來生氣。地點偏遠、交通不便,水電不全,為這些山旮旯村落提供了免被地產商吞噬的護身符,也因土地無人問津,或持有人已移民海外未暇理會,村落得以保持過去數百年建築和土地用途的布局,為保育及復興這些沉睡了半世紀的村落提供了基本條件。

保育及復興新界偏僻村落遠比市區保育歷史建築及活化舊區困難。村屋、農地及宗祠與寺廟等均屬私人或祖堂擁有,不是所有業權人都支持保育和活化,只要部分業權人追求發展土地圖利,便會破壞整條村原來規劃和布局的完整性,令保育的結果大打折扣。政府的政策是資助鄉村活化而不會收購整條村落和周邊耕地,也不輕易讓這些土地改變規劃用途,希望令那些等發達的村民死心。村民對保育和活化鄉村的認同和共識同樣也是保育山旮旯的先決條件。

鄉郊保育的另一大挑戰,除了修復村屋、曬場、村校這類硬件之外,還涵蓋研究、紀錄和保存鄉村的歷史、文化、自然生態和發展鄉村經濟,確保鄉村可持續發展。可幸兩方面的工作都獲得大學、慈善機構、保育的非牟利團體和非村民的義工提供經濟、技術、學術以及勞動人力的支援。至於政府提供的協助和資源,在文化軟件方面有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和3億元的非遺資助計劃,在硬件建設上則有鄉郊保育辦公室和10億元的資金用作保育及活化工作與小型改善工程,一半用以成立鄉郊保育資助計劃供民間團體申請,另一半則由辦公室直接負責執行。

鄉郊保育和活化工作,無論涉及軟件硬件,村民的自發性和投入是工作能否持續開花結果的關鍵。現時參與這工作的有心村民,大部分屬父老級或早年移民海外現在鳥倦知還的村民,體力所限,「落手落腳」的工作做不來。保育和活化工作還需向眾多政府部門辦申請手續,非村民所長,非常依賴外來的保育團體發揮管理層的角色。

長遠來看,大家都要想辦法讓這些「催生保母」有序退場,還村於民,但如何吸引更多年輕村民回歸祖村居住和傳承是活化鄉郊的另一大挑戰。不少移居海外多年,在彼邦事業有成,下一代都是喝洋水長大,頂多是每年回鄉過農曆新年和重陽祭祖的村民,願意回到山旮旯定居嗎?現時一些偏遠的村落,反而吸引了少數厭倦城市繁囂的都市人前往居住,以相若劏房的租金,享受清幽恬靜田園生活。他們雖然可以協助耕種或自然保育工作,但文化傳承的責任,由原村民和他們的後人承擔不是應該更合適嗎?

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的行動項目之一涉及在多條山旮旯村落所在的新界東北地區發展綜合生態保育和生態康樂旅遊,沙頭角禁區亦將會逐步開放,方便市民遊覽印洲塘,屆時遊人數量將會大幅增加,為該區的村落帶來商機和就業,例如餐飲、土產銷售、宿營、民宿、導賞等。不過有機就有危,但願荔枝窩日後成為一個港版白川鄉,而非另一個度假屋林立的長洲。如何平衡保育與活化,達致可持續發展,政府、村民、保育團體三方還得一起摸着石頭過河。

(原文刊登在2023年3月9日 「信報財經新聞」,並已獲得授權轉載)

2022年6月 《元朗米 ∙別墅 ∙都市農夫》

荔枝窩義工收割稻米

唸書時代,常去元朗探望經營農場的舅父,從市區到元朗的個多小時巴士車程,眼見馬路兩旁都是青蔥茁壯的禾稻,田野間有時也有牛隻吃草,對在市區長大的我每次都帶來新鮮感。

七十年代,香港製造業起飛,農業式微,不少新界村民漂洋過海或遷往新市鎮謀生,良田棄耕後被改作貨櫃場及修車場等,「綠地」成了今天的「棕地」,不少本地農產品從市場消失,最令人懷念的可能是元朗絲苗米。

與此同時,香港對房屋需求劇增,村屋有價,接近交通設施的村落湧現新建的「丁屋」,其中不乏以所謂西式「別墅」風格建造,外貌與傳统尖頂磚牆的村屋顕得格格不入。另一方面,交通不便的偏遠村落卻人去樓空,大部分村屋經不起風吹雨打,變成一堆堆頹垣敗瓦,昔日的農田則淪為叢林,西貢鹽田仔、大埔沙螺洞、沙頭角的荔枝窩和梅子林,就是明顯例子。

我在政府的職業生涯後期參與城市規劃及土地行政工作。政策當前,職責所在,對新界郷郊城市化視為香港發展大勢所趨,理所當然。退休後,加入了推動保育鄉郊及推廣本地有機漁農產品的義工行列,對它們的重要性認識多了,明白到香港雖然土地矜貴,房屋需求雖然迫切,但為了香港的可持續發展,為了應對氣候變化,也為了承傳香港的歷史與文化、替未來主人翁保留香港的根,社會今天要盡力保育鄕郊傳統村落和提升漁農業的產值與技術。

政府近年在鄉郊保育和漁農業政策的思維也認同這個看法,並撥款鼓勵非牟利團體協助落實這兩方面的政策,例如在荒癈40年的新界東北荔枝窩以復耕及其他方式達至自然生態保育。香港賽馬會亦透過其慈善信託基金,資助香港郷郊基金在該村進行保育與復修部份村屋工程,作為體驗客家村生活與文化計劃的一部份。這些志願團體連同村民在周末和假期舉辦各種體驗活動,跟來自市區的訪客分享香港客家村落舊日的生活和文化。其中,鹽田梓修復了久已廢棄的晒鹽場並舉辦介绍客家文化的藝術節;梅子林則借助義工之力,活化了村落的硬件和軟件,可謂各有特色。

令人鼓舞的,是負責組織和參與活動的義工不乏年輕人,他們放棄很多都市年輕人的玩樂,跑到老遠的荔枝窩,冒著「暴雨驕陽」,名符其實的「泥足深陷」下田插秧,深深體會到唐詩中「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的境和情。大家有了這樣的體驗,「大嘥鬼」呼籲市民「惜食」的訊息就顕得更真實了。

日前傳媒報道,去年有調查顯示過半香港中學生和69%大學生有出現抑鬱的徵象,相信壓力大是主要原因之一。假如年輕人挪出一些時間,走進鄕村當義工,下田務農也好,當文化導賞員也好,投入活化鄕郊和大自然交朋友,見證農作物生長和收成帶來的成功感,以及感受荒癈村落重生所帶來的喜悅,必然是他們所獲的最佳減壓回報。

劉勵超

[原文刊登在 《香港賽馬會刊物《駿步人生》》第39期,本會已獲批准轉載]

2022-5-26 粉嶺高球場可成中央公園

香港鄉郊基金顧問   劉勵超

[本文僅為個人意見,並不代表香港鄉郊基金立場]

2010年代,香港處於多事之秋,房屋供應短缺和貧富愈趨懸殊兩個問題成為政府管治能力的痛點。佔地170公頃的粉嶺高球場,被社會部分人士視為政府優惠小眾富豪廉價享用社會珍貴土地資源的社會不公明證,要求政府收回高球場發展公屋。政府在民粹壓力下,2019年年中宣布把高球場其中32公頃土地,於2023年8月收回發展公屋及其他社區設施,並隨即開展建屋的環境影響評估。

費時兩年多的環評報告上周極低調出台,政府宣布收回的32公頃土地,地形猶如一條纖腿,環評報告把這條「腿」由上而下橫分為4區,建議其中只有生態價值低至中等的分區1適合發展房屋(報告未有提供此分區覆蓋的面積,筆者目測圖則估計約8公頃)。分區2及3則提供康樂設施及附屬配套設施,而分區4不建議進行發展。

就算是生態價值不高的分區1,發展過程也不會簡單。報告建議要作補償林地種植,以及盡量保留或移植區內有保護價值的植物,卻未有顯示在何處補償和移植。如在區外補償和移植,豈非把分區1本已不高的生態價值徹底摧毀?報告又建議,分區2至4將來實施管理計劃,減少區內的自然生態受人為活動所干擾,這些管理計劃,除非交給積極性較政府部門為強的環保團體嚴格執行,否則管理效果存疑。

此外,報告預告發展項目動土前,還可能要做考古影響覆檢,誰曉得這會得出什麼結果。沙中線的宋皇臺站因意外發現古蹟拖慢了施工進度的經歷,若在分區1歷史重演,於2029年完成興建公共房屋極可能不達標,令政府把高球場發展成屋邨,在短至中期內增加大量房屋供應的如意算盤打不響。

根據環評報告,分區1將興建約12000個房屋單位,可容納約33600人。若以該區8公頃土地面積計算,人口密度將遠超現時全港各區之冠的觀塘(每100公頃59704人)。雖然建議發展的公屋屋邨尚未設計,但幾乎肯定會是座數多及層數多,跟一街之隔,只有兩座一共容納1360個房屋單位的祥龍圍公共屋邨形成強烈對比。隨着人口大幅增加,交通擠塞已可預見,我們還未得悉政府的交通影響評估問題會有多嚴重和建議如何解決。環評報告只顯示政府會改善分區1出入必經的保健路/丙崗路路口改善工程,並沒有計劃擴闊這兩條路容納更大交通流量,怎教該區區民他日「安心出行」?

收回粉嶺高球場發展公屋是政府於2019年基於政治考慮而作的臨急抱佛腳決定,未知當時政府為了找一個quick fix急就章曾否考慮此舉對北區計劃大綱會產生不可逆轉的影響,遑論政府兩年後才推出的北部都會區的構思。粉嶺高球場部分「去勢」的行動,跟之後去年10月政府公布的《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中的「實施創造環境容量」和「締造高景觀價值的戶外生態康樂/旅遊空間」兩個重點行動方向是背道而馳。

保育團體香港鄉郊基金曾於今年2月和上月分別去信特首林鄭和候任特首李家超,建議完整保留粉嶺高球場,最終轉化為北部都會區的多功能中央公園。這個棄公屋保環境的建議也許政治不正確和無視房屋供應告急的現實,但為了發展一個有可持續性的宜居城市,希望下屆特首能鼓起勇氣,「雖千萬人吾往矣」。

(原文刊登在2022年5月26日 「信報」財經新聞)

2022-4-28 保育沙羅洞的啟示

香港鄉郊基金顧問   劉勵超

[本文僅為個人意見,並不代表香港鄉郊基金立場]

上周政府與沙羅洞發展有限公司達成沙羅洞(俗稱沙螺洞)非原址換地協議,數月內完成換地程序後,發展商交出的土地連同毗鄰的政府土地合共逾50公頃會供政府作長遠保育用途。除了保育團體和沙羅洞村民外,相信一般市民都不會太關注這項協議背後的歷史及其對政府制定自然保育政策的影響。沙羅洞的滄桑,筆者多年前於本欄已作介紹(2016年8月18日《睡美人沙螺洞》),簡而言之,沙羅洞跟其他新界偏遠的農村例如沙頭角荔枝窩和西貢鹽田梓一樣,經歷了上世紀中期香港農業經濟萎縮、村民外流、房舍崩壞和農田荒廢。更甚者,沙羅洞一度淪為越野車賽場和野戰遊戲場地,嚴重破壞自然生態環境。不同之處,是荔枝窩和鹽田梓村民無意賣田賣地,但沙羅洞卻被發展商青睞,計劃開發擁有高球場的豪宅莊園,並收購了部分村民的土地,承諾為他們在原址建新村屋,不過這個如意算盤卻打不響。

長話短說,政府於2004年推出新自然保育政策,選定12個須優先加強保育的地點,沙羅洞高踞榜上次位。政策出台時,目標多多,但落實措施卻不足,予人雷聲大雨點小的感覺,而沙羅洞發展商對其發展鴻圖則鍥而不捨,在新自然保育政策出台後數度向城規會申請規劃許可不果,甚至後來將莊園大計改為數目駭人的骨灰龕城,結果老早賣了地等住新屋的村民好夢難圓,而發展商、政府、環保團體就沙羅洞發展與保育如何做到共贏,三方就苦纏了十多年至今。上周宣布的非原址換地安排實在得來不易,其起始可追溯至自2012年。當時保育團體香港鄉郊基金極力倡議政府以沙羅洞以外的政府土地換取發展商交出其沙羅洞的地供保育之用。政府最初反應不大積極,終於在2017年取得行政會議授權與發展商展開換地安排的磋商,共花了五年時間才達成協議。

沙羅洞漫長的保育戰得出今天的結果,反映了回歸以來特區政府對自然保育在思維和態度上有緩慢但正面的改變,而環保團體凝聚社會力量改變政府決策思維及考量,雖然要花費不少精力和時間,總算鐵柱磨成針。長久以來,政府根據《城市規劃條例》拒絕補償被城規會規劃作保育不得發展的私人土地業權人、亦不認為保育屬於「公共用途」而引用《土地收回條例》收回私人土地予以補償,故此在沙羅洞引進非原址換地安排可算是保育政策上的突破,遺憾的是由宣布政策至落實竟花了五年時間。

去年十月政府發表《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報告書》時,承認「保育與發展的爭議從城市規劃委員會到法院,曠日持久,沒有羸家」,故此建議引用《土地收回條例》分期漸進收回在新界西北部總面積約700公頃的私人濕地和魚塘作自然保育。其實筆者早於11年前發表意見,認為「政府不該吃保
育的免費午餐」(2011年9月15日本欄拙作),為了保育而凍結或消減私人土地的發展潛力卻不作補償,結果政府用了11年時間才聽得入耳,令人唏噓。今天政府改轅易轍,肯為保育而收地及補償土地業權人,相信與其在沙羅洞換地安排商談曠日持久的經驗有關。沙羅洞涉及的土地只有單一業權人和數十公頃尚且花了五年時間,北部都會區涉及可能與為數眾多的業權人磋商和多達700公頃土地,其中可能包括問題多多的祖堂地。政府收地的尚方寶劍不出鞘,如何能在十多二十年內完成建設北部都會區?再者,政府中期內也沒有那麼多土地可作換地之用。

政府收回魚塘及濕地後打算批給有保育經驗的非牟利團體進行保育工作。果真如此,有關團體大可找原來的經營者合作,讓後者在被迫交地收錢後還可繼續他們原來的生計,為魚塘的可持續發展出一分力。政府、環保團體和原來的營運者合作達至共羸,而香港的自然環境亦得以保存,裨益全港市民和他們的後代。

(原文刊登在2022年4月28日 「信報財經新聞」,並已獲得授權轉載)

2021-12-16 北部都會區保育創新章

作者:劉勵超 (香港鄉郊基金顧問)

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北策)以打造覆蓋300平方公里的新界北部成為宜業宜居宜遊的三宜都會區,與將來包括中部水域人工島的香港南部都會區比翼齊飛。北策出台以來兩個月,社會偏重討論這個都會的創科產業如何為香港經濟提供新動力及就業機會,卻甚少涉及都會區透過主動保育規劃和行動達致宜居宜遊這兩個跟宜業同等重要的目標。

對綠色團體和私人土地業權人而言,北策反映了經過他們多年爭取,終於在政府的自然保育政策上取得兩項突破,一是政府不再吃自然保育的「免費午餐」。長久以來,一旦政府規劃指定一塊私人土地為「自然保育區」、「海岸保護區」、「特殊科學價值地點」等,基本上不能進行發展,但政府不會賠償業權人失去的期望發展價值,亦不會採取什麼措施確保該等土地發揮它們的保育作用。結果是兩頭不討好,土地業權人覺得私產權被剝奪,綠色團體則覺得政府只是做門面工夫,未有認真造好保育。

現在政府平地一聲雷,宣布打算收回700公頃私人魚塘和濕地作積極自然保育(行動項目第20-24號),業權人雖不能圓填土建屋的黃金夢,起碼也能收回特惠津貼不致「被捐贈」土地。至於政府這次為自然保育收地要動用數百億甚至近千億元所揹的財政負擔,就要看香港未來整體經濟表現和政府理財能力及融資技巧了。

特區政府自然保育政策的第二個突破,是確定了「保育無邊界」的原則。過往港深兩地政府的自然保育工作受深圳河行政界線所限,各有各做,變成深圳河以北高樓林立、車水馬龍,但河南卻平坦一片,候鳥成群的世界奇觀。這個兩岸對比強烈的影像應會是空前絕後,因為自2012年至今,習近平主席持續強調國家要建設生態文明,推進全球生態環境治理,自然保育已成國策。

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和今年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的發布,更為港深以至廣東省及大灣區城市聯手跨境保育提供了強大動力。

北策中的「雙城三圈」概念,藉着擬議建立連貫深港兩地高生態價值地帶的濕地系統和自然生態「走廊」體現。深圳灣北岸的紅樹林及濕地將被納入拉姆蕯爾濕地,與現時港境內的拉姆蕯爾濕地形成跨越深圳灣的完整濕地系統(行動項目第26號)。

另外一個對港深政府更具挑戰性的跨境合作計劃(行動項目第27號),是在「三圈」中的大鵬灣/印洲塘生態康樂旅遊圈內建立連結港北的深圳梧桐山國家森林公園、中部擬議的紅花嶺郊野公園和南部的八仙嶺郊野公園3個公園的跨境生態走廊,訂立協調的保育措施及協作計劃。不過在此之前,特區政府要盡快落實早於4年前《施政報告》提出的建議,設立紅花嶺郊野公園。該建議當年宣布時,保育團體一致支持,然而一直只聞樓梯響。

16個香港保育團體包括香港鄉郊基金等得不耐煩,兩年前聯署發信敦促政府早日依從《指定郊野公園的原則及準則(2011)劃定公園範圍,轉瞬過了兩年,政府還是無動靜,小道消息是擬議公園範圍可能觸及鄉民「權益」,政府不欲因保育與鄉事派硬碰,影響推行其他需要後者支持或至少不反對的非保育發展項目。果真如此,深港兩地之間的野生動植物恐怕「通關」了無期。

(原文刊登在2021年12月16日 「信報財經新聞」,文章內容為個人意見,不代表本會立場)

2021-4-22 體驗荔枝窩

作者: 香港鄉郊基金顧問 劉勵超

新冠肺炎肆虐,國內外實施入境限制,熱愛外遊的港人無處可去,本港鄉郊頓成熱點。不過絕大部分人都是「打卡」一日遊,原因除了往返市區交通便利外,就是香港的鄉郊民宿設施可說是絕無僅有,而風餐露宿卻不合大眾口味。正因如此,香港人的郊遊模式其實是錯過了「打卡」以外的鄉村生活和文化體驗。

位於新界東北的客家村荔枝窩和梅子林,歷史悠久,背山面海,世代務農捕魚,因遠離市區,得以保持客家人數百年的傳統、文化和建築特色。上世紀村民不敵香港農業式微,精壯者大舉移民歐洲謀生,年長者則遷居沙頭角及新界其他地方。村屋因長年空置,樑崩屋塌,隨處頹垣敗瓦,昔日稻田草樹叢生。然而,僑居海外的村民原鄉情濃,農曆新春及有重大傳統活動如打醮,均會專程回港參加慶典及敍舊,村中重要的地標如廟堂及牌坊均有集資修葺。

像荔枝窩和梅子林這般的優山美地,若非地處一隅,而村民無意出售祖業,可能早已成為發展商囊中物,興建世外桃源的豪華度假村和高爾夫球場,掩埋了本港碩果僅存古村的物質和非物質文化。若非近年社會滙聚各方推動本土文化、可持續發展、鄉郊保育、本土農業的力量,加上政府政策配合與資助,村民縱然有心也無力讓荔枝窩回復昔日的氣象。

香港鄉郊基金以促成活化荔枝窩為己任,得到村民、村長、村民社企「暖窩」,以及鄉事委員會的支持,聯同香港大學策動永續發展坊及眾友好保育團體,在滙豐銀行和香港賽馬會的經濟支援下開展了各項計劃,包括復耕、修復破爛村屋、疏浚河道、搜集農具及上世紀村民日用品作為「荔枝窩故事館」展品,組織周末和假日農墟出售復耕後收成的農產品,以及招募和安排義工協助上述活動。眾志成城,過去數十年杳無一人的荔枝窩,今天已有數戶常住人口。新界鄉議局亦認同荔枝窩走可持續性發展的路。

香港鄉郊基金獲馬會撥款,選了15座村屋,以象徵性租金租用該等村屋20年,徹底復修後計劃開放給團體或個人作民宿,約滿後交回屋主,解決了村民無力或無意斥巨資復修饒富歷史意義的傳統客家建築物的問題。荔枝窩民宿有別於長洲式度假屋,宿客能花多點時間體驗傳統客家農村生活,包括下田插秧割禾或休閒地學習及享受客家飲食文化,也有更多機會與村民互動交流。民宿日後的營運,基金希望交給村民非牟利組織負責。

復修村屋的工作面對不少技術上的挑戰,既要盡量保存客家土法建築的內外特色,又要滿足主要為規管現代高樓大廈建築和消防設施的法例要求。加上村屋日後用作民宿又要申領條件嚴謹的賓館牌照,村屋何時才能正式開放予公眾住宿,還要視乎有關部門會否體會鄉郊村落的實況,靈活及酌情處理一些技術要求,配合鄉郊保育和活化政策。這方面就得靠環保署的鄉郊保育辦公室,加大力度協調政府部門,讓民宿早日成事。

筆者上周自告奮勇充當白老鼠,在復修後的其中一間村屋度宿一宵。之前一天走訪荔枝窩附近的梅子林村,難得村長親自介紹該村的活化計劃及戶外美化工程,繼而在荔枝窩民居享用以自家農作物烹製的西式午餐及客家晚飯,與初次見面的戶主無拘無束暢談荔枝窩的今昔。翌日大清早起床,雖因天氣欠佳未能觀賞日出,但在村外沿着印洲塘海岸公園邊緣散步,清風送爽也是賞心樂事。這次荔枝窩度周末是一次極之愉快的體驗,非「鴨仔團」快閃遊可比擬。

(原文刊登在2021年4月22日 「信報」天圓地方)

2017-12-07 Why Hong Kong country parks are a poor choice for public housing

By Roger Nissim,  Adjunct Professor, Real Estate & Construction Dept, HKU and current adviser of the Hong Kong Countryside Foundation 

(original text published on SCMP 2017-12-07)

As a member of the Citizens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I was encouraged to see members of the Country and Marine Parks Board question the Housing Societies criteria for choosing the fringes of Tai Lam and Ma on Shan Country Parks for potential housing.

Actually Government chose them before passing them to the Housing Society to evaluate thereby attempting to subvert the whole statutory planning process. Government should have done the evaluation first following the normal planning procedures to ascertain the suitability of the sites for development. But before they start they need to be ensure that, legally, they can excise any part of any Country Park for development when under the Country & Marine Parks Ordinance there is a basic presumption against any development until they have exhausted  ALL the other possible options for creating development land.

These options would includ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Development Areas such as Hung Shui Kiu and Kwu Tung North, a review of all Brownfield sites, including the 105 vacant school sites, negotiating with the developers who have hundreds of hectares of redundant agricultural land waiting to be developed and placing such suitable identified land into properly planned layouts so implementation, by resumption if necessary, can take place.

Country Park land is remote usually with poor access and invariably lacking in basic services. So before any such land can be considered for development there should be traffic, drainage/sewage, environmental and visual impact assessments. The maximum plot ratio in these remote locations would be 1, nothing like the normal 5 plot ratio associated with public housing and what is needed to have a real impact on housing supply. Any rational cost benefit analysis would show that these sites represent a very poor choice.

Last month the Planning Department published the new Draft Kam Tin South OZP, Plan No. S/YL-KTS/14 which after a proper three year planning process has zoned sites for private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public housing and the usual supporting facilities but has completely excluded the immediately adjacent parcel of Tai Lam Country Park which has been suggested the Housing Society consider. Clearly the planners have concluded that this land is not suitable for development and should remain as part of the country park so the Housing Society will be simply wasting its time to consider it any further. Governments attempt to subvert the proper planning process has clearly failed.

2016-08-18 睡美人沙螺洞

作者:劉勵超  地政總署前署長 及 現任香港鄉郊基金董事

Rapeseed fields in Sha Lo Tung in Feb 2016 2016年2月沙螺洞的油菜花田
Rapeseed fields in Sha Lo Tung in Feb 2016
2016年2月沙螺洞的油菜花田
油菜花在內地很常見,開花季節常吸引不少香港旅遊人士和愛好攝影者。年初沙螺洞出現「本土」油菜花,所謂「花海」奇景,頓時令平日冷清的沙螺洞成為旅遊及攝影熱點,但花落之後,很快又被大眾遺忘。當日以花海作賣點企圖吸引港人(其實目標是政府)關注該地前途的村民,今天可能要借助現時最潮的手機捉精靈遊戲,才能再次吸引傳媒報道沙螺洞和背後的鄉郊發展問題。
沙螺洞現存張屋及李屋兩條原居民村,本來跟新界大部分村落一樣,歷代以務農為生。至上世紀中香港經濟起飛,農業衰落,眾多村民棄耕離鄉謀生。有地產商看準時機,以原地建新屋安置村民為條件之一,成功收購了該處大部分土地,向城規會申請發展別墅式豪宅及高球場。豈料原來的稻田在大自然照顧下,逐漸演變為孕育多元生物的濕地,但同時亦被越野車迷利用作賽場,而富有本土特色的村屋則淪為野戰遊戲場所,破壞了自然環境和傳統文物。
經保育團體極力爭取,沙螺洞始被規劃成自然保育區。發展商為免見財化水,數十年來不斷改變計劃發展模式向城規會闖關,但每次均無功而還。久候新屋多時的村民自然鼓噪,據聞村民之間更涉及利益糾紛,令問題更加複雜。賞心悅目的油菜花海,與荒廢村屋牆上反映村民焦躁抗議和強烈要求的橫額,形成極不和諧的場面,也令人懷疑復耕油菜花是否一種手段,爭取城規會先把保育區還原作農地,進而重新申請發展建屋。
無論種油菜花的葫蘆裏賣什麼藥,沙螺洞的各方持份者都是一個僵局的輸家,發展商圓不了發財夢,村民賣了地,新房子卻遙不可及,保育團體終日要步步為營,監察地方以防有人「先破壞,後建設」,政府則被視為對自然保育口惠而實不至。
原址保育換地發展
其實破局共贏的方法不是沒有,問題是政府的立場而已。早於2004年,政府發表《新的自然保育政策》,認定12個須優先加強保育的地點中,沙螺洞排名第二。政府就這些地點容許公私營界別合作,包括「考慮涉及非原址換地發展」,但其後沙螺洞發展商與政府探討的公私營合作計劃,後果卻與保育目的背道而馳。保育團體主動聯絡發展商磋商後,雙方終於達成共識,2011年保育團體「香港鄉郊基金」致函當時的曾特首,根據政府政策的原則,詳細建議發展商交出沙螺洞土地作郊野公園,換取政府於大埔區內批地、發展需求殷切的私營骨灰龕及為村民建新屋。
可惜5年下來,這個一舉多得、官商民三方共贏的方案,在流水般的官員、鐵板般的衙門中,毫無寸進。涉及的多個政策局及部門都表示問題不在他們,但又沒有明言問題誰屬,「香港鄉郊基金」只好在本月初上書梁特首及三位有關局長,籲請政府跟進基金的建議。
沙螺洞跟另一原居民村荔枝窩本都是沉睡了半世紀的娥眉姊妹,後者在村民、保育團體和政府三方合作下,近年已甦醒過來,日見活潑可愛。反過來,沙螺洞沉睡數十年期間,容顏卻持續遭受人為損害,只怕白馬王子遲來的深情一吻,也難令沙螺洞回復昔日迷人的自然美。嚷着本土主義口號的熱血鬥士們,可願為拯救本土紅顏出分力?

作者為香港鄉郊基金董事,文章部分內容僅為個人意見。

 (原文刊登在2016年8月18日 「信報」天圓地方)

2016-5-5 本土文化

作者:劉勵超  地政總署前署長 及 現任香港鄉郊基金董事      

本土文化  

「本土」這個形容詞這陣子很潮,被加在不同的名詞上,例如本土主義、本土文化、本土歷史、本土語言等,不過大多用「本土」甚麼甚麼的人,心目中的「本土」所佔的時空,大槪是指過去半個世紀。為什麼本土的時空不是指英國在香港建立殖民地前的時空?最有資格談本土的人可能是新界的原居民而不是揮著龍獅旗,以英語叫喊「Hong Kong is not China」口號的年輕人。可惜今天的新界,絕大部分地區不是密麻麻的蓋滿了西班牙式房子,便是露天倉庫,貨櫃場,修車場,只有少數荒癈的農田和傳統的瓦頂磚牆,以及散落在西貢和貝澳的牛隻。筆者雖不會妄求新界原居民時光倒流,重過「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的艱辛日子,但對於他們傳承地道的本土文化,卻懐有一份期望。

其實新界鄉議局作為凝聚新界原居民力量的法定機構,雖然弘揚本土文化不是它的法定職能,但若在這方面牽頭,推動各鄉村保留他們的習俗和文化,相信沒有人會有異議。可惜近年鄉事派予人印象是只熱衷「捍衛」原居民的土地權益,最近更因組黨參選立法會問題出現「內訌」和鬧劇,實難寄望鄉議局會「捍衛」本土文化,反而個別有心的鄉村,不惜出錢出力在承傳文化方面做實事。更難得的是,參與此中工作的,不只是鄉親父老,更有年輕村民,薪火相傳,最佳例子是長洲每年一度太平清醮的飄色巡遊和搶包山比賽,主角都是小朋友和壯年男女。

筆者一位年輕的原居民朋友,為了參與錦田鄉十年一屆酬恩建醮,就奉獻了近半年時間,勞心勞力,把活動攪得有聲有色,更邀請得外國駐港事節參觀,備受讚賞。反過來,那些把捍衛本土等同舞龍獅旗、反水貨客、趕大陸遊客、反對在港使用簡體字和普通話的香港人,對這些真正本土文化的認識又有多深?

復興荔枝窩與鹽田梓

更令人振的,是有些鄉村,不受發展土地利誘而賣田賣地讓發展商建丁屋,反而把原已十室九空的鄉村復興。它們不只是修葺破爛的村屋,而是把鄉村過往的社區和經濟活動復甦,透過這些活動和圖片及實物展覽等,加深我們,特別是下一代,對香港歷史和文化的認識。新界東北一角的荔枝窩,是政府的「認可鄉村」之一(卽原居民男丁有權申請建丁屋) ,幾年前有一群年青的原居民組織起來,與關心鄉郊可持續發展的幾個非牟利團體合作,招募大學生義工,在村民指導下,協助重修水利設施,復種禾稻及其他農作物。過去兩年,眾多早年移居海外謀生的村民回到荔枝窩慶祝春節,復見昔日田園風光,都雀躍不已。除了復耕外,村民還有其他計劃,向到訪的市民介紹香港的客家村落文化和人與自然生態的融合等。

西貢的鹽田梓(又名鹽田仔)是另一個例子。該村特色是村民大多信奉天主教,村中沒有宗祠,卻有一座超過一個世紀歷史的天主教小堂,已被評為三級歷史建築,於11年前復修後,還獲頒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區文化遺產保護獎。村中停辦的小學教室則展出當年學生習作和書桌椅子,隔壁是一個小型展覽室,介紹村的歷史和昔日的務農工具。最特別的,是志願團體與村民合作,把荒棄了近90年的鹽田復修,重行晒鹽,這項計劃也於今年獲同上機構頒授傑出獎,為「落手落腳」的文化保育人士打氣。這些活生生的本地文化,更需要和值得大家去體驗、感受和支持。

 

 (原文刊登在2016年5月5日 「信報」天圓地方)

2016-03-31 化解保育與發展的對立

作者:劉勵超  香港鄉郊基金董事

政府在同一時間就不同施政範疇的建議進行公眾諮詢,數目之多,相信連政府官員也不能卽時說出準確數目。公眾最關注的莫過於退休保障和標準工時等關乎民生的切身議題,但除了環保團體,沒有太多市民會知道和關注環境局和漁護署已於今年一月展開制定香港《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簡稱《行動計劃》)的公眾諮詢,並將於一周後完結。前天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舉行特別會議聽取公眾意見,事後媒體未有報道片紙隻字,與近日大事報道新界多宗懷疑涉及違規利用土地的事件,例如沙螺洞「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種油菜花、天水圍康樂用途土地堆出「泥頭山」和大埔洞梓綠化地帶建貨倉等,形成強烈對比。加上前天香港觀鳥會發表最新一份《香港生物多樣性及保育重點指標報告》,指出鄉郊被破壞,持續威脅香港的生物多樣性,突顯《行動計劃》的重要,需要廣大市民的關注和支持,和傳媒協助宣傳。

《行動計劃》源起中國作為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約》的其中一個締約方,五年前把公約適用範圍伸延至香港。根據公約建議,政府本來打算不遲於去年制訂該計劃,並在未來五年,透過(1) 加強保育;(2) 在政府規劃和决策過程加入生物多樣性的考慮;(3) 進行調研及建立資料庫和 (4) 加強社會參與,達到妥善保育香港的自然環境。不過現在計劃只到公眾諮詢階段。觀鳥會報告指出,計劃制定過程中政府提供的資源有限,故此計劃主要靠環保團體及學者義務參與,及以漁護署的現有資源執行。此外,該會指其他政府部門只是有限度地參與制訂過程,令人關注到日後如何就公約的要求,設計、批核及推行一些跨部門的自然保育行動。

換地和轉移發展參數

本文開首列舉的事件,反映維持生物多樣化面對三項最大挑戰,其一是在規劃層面確保香港在需要更多土地發展的前提下,避免摧毁野生動植物的棲息和繁殖地;其二是在執法層面上,制定新的法例(例如政府一直抗拒的《樹木法》)或填補現有法例和行政措施的不足及漏洞(新界仍有土地未受規劃管制),確保政府部門有法可依;其三是確保執法部門有足夠資源進行監察土地實際用途、迅速處理舉報、搜證、檢控及懲處工作。今年《施政報告》只籠統地說已預留額外資源推行上文所述四個範疇的相關措施,反而沒有交代如何應付這三項挑戰的策略。

現時一些有高生態價值的鄉郊土地為私人擁有,業主想發展土地獲利,往往被環保團體強烈反對,得不到城規會的發展許可,跟著這些土地就會出現一些損壞自然生態價值的怪事,環保團體稱之為「先破壞,後建設」。為了打破這個地主、公眾和政府三輸的困局,香港鄉郊基金及一些環保團體,建議政府以一些低生態但可發展的政府土地,交換私人擁有的高生態價值但不容發展的土地,或容許業權人交出有關土地,把該幅土地的發展參數(如地積比率、可建樓面面積)轉移至業權人其他的土地應用。政府則把換回來的高生態價值土地託付一個非政府的保育信託基金管理,這倒不失為一個三羸方案吧。

[本文內容僅屬個人意見] (原文刊登在2016年3月31日「信報」天圓地方)